一图还原樊城、鄾城、邓城地望 岱之野质疑襄阳邓城遗址闲探邓城与鄾城（1-5）

卧马先生

一图还原樊城、鄾城、邓城地望 2014年岱之野质疑襄阳邓城遗址：闲探“邓城”与“鄾城”（1-5）

2014-03-23  《新浪网》http://blog.sina.com.cn/s/blog_eb61eaf40101g3ro.html

      2021年2月卧马先生根据襄阳邓城遗址东两公里沈岗墓出土的“鄾子鼎”、“龢鋔（句鑃）”铭文破译发现鄾子国都鄾城后，用北斗卫星图实测绘图，一图还原与历史记载吻合相符的襄阳、樊城、鄾城、邓州、邓国、老河口、阴国、楚国、谷城县、谷国等地望。

    2021年2月3日卧马先生根据北斗卫星地图实测襄阳市团山镇沈岗墓地、山湾墓地、邓城遗址、樊城、张湾、邓州林扒镇、邓县地理方位，还原绘制出与南北朝盛弘之《荆州记》、《太平寰宇记》记载相符的、古樊城、鄾子国鄾城、古邓国古邓城位置图。

    实测数据与方位，与位于襄阳樊城西北的邓城遗址之侧发现记载鄾子国君的“鄾子鼎”和“憂字城”铭文的文物考古证据高度吻合，与南北朝盛弘之《荆州记》（成书于元嘉十四年）所载：“樊城西北，有鄾城。鄾城西北行十余里，邓侯吾离之国，楚文王所灭，今为邓县。邓城西百余里，有谷伯绥之国”。与《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邓城县“鄾城”条云：“即古鄾子之国。邓之南鄙”相符。与《方舆纪要》卷79襄阳府襄阳县“邓城”条附“鄾城”引《寰宇记》云：“鄾城在邓城南八里”等历史记载的樊城、鄾城、邓州市邓国、老河口市楚国、阴国、谷城县谷国的地理位置一致相符，成为论证襄阳市“邓城遗址”为古鄾子国“鄾城”证据链上重要的出土文物证据。

    2014 岱之野质疑襄阳邓城遗址：闲探“邓城”与“鄾城”（1-5）

一、襄阳汉水北岸“邓城遗址”，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遗址周边大量春秋战国楚国贵族墓地及两汉古墓被考古发现，出土众多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春秋晚期“邓公乘鼎”这一与古邓国颇有渊源的重要文物。至今，邓城遗址已被不少史界学者考证为古邓国国都及秦汉至南朝宋齐邓县县治之所在。然而，历史已然逝去，时光不能倒流，我们无法分毫不差地还原真相。对于真相，今人只能做到无限地接近。确定邓城遗址的归属，我以为尚待时日。而个人的看法，学而时疑之，此遗址非“邓城”，或许是“鄾城”。以下试就此事展开一些分析。

    现有证据实际上并不能确定“邓城遗址”为古邓国都，甚至也不能确定为汉邓县治。荆楚一带所发现的较著名的“邓”青铜器，如“邓子蟠虺(hui)纹铜盘”，1988年秋于钟祥市文集镇黄土坡一东周残墓出土，其形制具备春秋中晚期特征。而在更早时间，“邓子午鼎”1971年于湖北省更生仓库被发现，其时代被断为春秋晚期。由此是否能断定古邓国都城在“钟祥”？或“武汉”？这显然是不能的。

    而“邓公乘鼎”年代断为春秋晚期，远在邓国于公元前678年（春秋早期）被楚灭国之后，两者无直接联系。因此，“邓公乘鼎”同样不能成为“遗址”乃邓国都城的直接证据。否则，吴国都城在邓城遗址的结论也将出现，因为此地也出土了“吴王夫差剑”。

    通过对“邓城遗址”周边出土文物的年代统计，只能判断该遗址为春秋中晚期楚国的一处重要城镇。更进一步则可判断为楚国“邓县”境内的一个重要屯聚，但同样不一定就必须是邓县县治。此外，因遗址名“邓城”而将其想当然为邓国都城大有不合常规之处，一如楚国都城不叫“楚城”，韩国都城也不叫“韩城”。邓国都城之名非“邓”，是有可能性存在的。邓国国都的确定，需要直接证据，在这一点上，无论河南邓州，还是襄阳邓城，俱缺乏可靠材料。

二、邓国都城所在仍是疑问，但邓国之南北范围可大致判断。

    春秋左传云“邓南鄙鄾人”。春秋经传中“鄙”字多训为“边”，盖指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显见鄾人所居在邓国南边或南部。更具体者，《春秋左传正义》杜预注云：“鄾，在今邓县南，沔水之北”。由此可见，邓国鄾人所居，即“鄾城”，在今襄阳市范围汉水北岸一带。鄾为古邓国之南鄙，汉晋邓县之南部，且在汉水北岸。通过对“鄾城”位置的大致确定，可断邓国南境，当至南阳盆地汉水北岸。

    至于邓国北境所到何处？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有说是新野一带，或穰城（今邓州）一带，但总不如南境之明确。其实，通过对一些文献资料的逻辑分析，至少是可以把邓之北境明确在一个区域的。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载：“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於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韩魏联军“南袭楚”所至之“邓”，最大可能就是指当时楚县之一的“邓县”，若是指魏国召陵邑之“邓城”，那韩魏此行就不能称为“南袭楚”，当为“欲南袭楚”更为合适。而正是因为韩魏联军此次行动，使原属楚国的宛、穰两地后归韩国的事实得以明了。也使“穰”地属于楚国邓县的情形可被逻辑证明。

    考《史记》韩世家云：“五年，秦拔我宛”，又云：“秦伐我，取穰”。总所周知，宛、穰两地自楚国灭申、邓后便归其所有。但何时又归属韩国，史书无载。在此情形下，最合理的解释就应该是：因韩魏“南袭楚”至“邓”，终使韩从楚之手中收获宛、穰两地。

而“宛”地原属楚之申县，那么“穰”地就不应属于申县。否则韩魏的军事行动就与楚“邓县”没关系了，史记应表述为“至于申”，而非“至于邓”。韩魏此行既然与楚邓县相关，那么“穰”必是楚“邓县”之地。诚然，以上的分析仅是无史料依据情形下的逻辑推理之一。

基于以上分析，联系当下一些共同的认识，对于古邓国的北境可以判断为穰城（今邓州）一带。

三、《史记》、《战国策》均载：“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

    东有宛、穰、洧水...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伯膊。邓师、宛冯、龙渊、大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

何为“邓师”，韩国名剑也。司马贞曰：“邓国有工铸剑，而师名焉”。而韩国的领土中有哪块与古邓国交集？只能是穰。由此可见，韩名剑“邓师”必定产于穰地，穰地出“邓师”，可反证穰为古邓国之地。而且铸剑业为穰地特色。

     对于古邓国的地望，清代学者江永亦有考证。其《春秋地理考实》桓七年“邓地”条曰：“《经》邓侯吾离来朝。《汇纂》释例曰：邓国，义阳邓县，今湖广襄阳府东北二十里有邓城。今案：邓国，今河南南阳府西南百二十里邓州是也。《地理志》南阳郡邓县故国。应劭曰：邓侯国。是已（西）晋之义阳郡，治所新野，在今邓州东南七十里故邓县属之，当时虽仍属邓县，别是一地，为邓国之南鄙。故《一统志》以邓州为邓侯国，以襄阳之邓城为邓国地，岂楚灭邓后迁其人于此，故有此城与？邓南鄙鄾人。杜谓鄾在邓县南沔水之北，是当时鄾城仍属邓县，北望邓之国都。鄾正是其南方之边鄙，非以鄾城在邓城南八里，即谓之南鄙也。《汇纂》因襄阳有邓、鄾二城，邓城即在鄾城北，遂合南阳之邓州，以襄阳之邓城为邓国，误矣”。江永之证，虽为一家之言，但可参考。

    楚邓县境域存在由大而小的变化，县治也存在迁徙的可能。古邓国，后为楚之邓县。其北境可达穰地之北部，其南境临汉水，南北直线长度已超150里。但这只是公元前前312年(楚怀王十七年)之前的格局。在其后，韩至邓而取穰，那么楚国邓县地域必然因穰地被割而大幅缩水，由大变小。假设一种情况，若楚邓县县治传承自古邓国国都并在“穰”地，韩取穰后，楚邓县治必然随地域的缩水而向南迁徙，继续管理缩水后的邓县。如此，原古邓国即楚国“旧邓县”地一分为二，变为韩国“穰邑”以及楚国“新邓县”，即成为汉南阳郡中穰、邓两县格局的雏形。这个“新邓县”大致便是秦、汉、晋史中的“邓县”。

    可以这样认为，穰地属古邓国、楚旧邓县，除部分地方志外（如大清一统志南阳府志），信史无载。导致后世众人把对古邓国的全部概念，放在了缩水后之楚“新邓县”及秦汉晋邓县的范围中去解释，便有了以偏概全之疑问。

四、对于古邓国的地望，清代学者江永亦有考证。

    其《春秋地理考实》桓七年“邓地”条曰：“《经》邓侯吾离来朝。《汇纂》释例曰：邓国，义阳邓县，今湖广襄阳府东北二十里有邓城。今案：邓国，今河南南阳府西南百二十里邓州是也。《地理志》南阳郡邓县故国。应劭曰：邓侯国。是已（西）晋之义阳郡，治所新野，在今邓州东南七十里故邓县属之，当时虽仍属邓县，别是一地，为邓国之南鄙。故《一统志》以邓州为邓侯国，以襄阳之邓城为邓国地，岂楚灭邓后迁其人于此，故有此城与？邓南鄙鄾人。杜谓鄾在邓县南沔水之北，是当时鄾城仍属邓县，北望邓之国都。鄾正是其南方之边鄙，非以鄾城在邓城南八里，即谓之南鄙也。《汇纂》因襄阳有邓、鄾二城，邓城即在鄾城北，遂合南阳之邓州，以襄阳之邓城为邓国，误矣”。江永之证，虽为一家之言，但可参考。

    《史记》、《战国策》均载：“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东有宛、穰、洧水...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伯膊。邓师、宛冯、龙渊、大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何为“邓师”，韩国名剑也。司马贞曰：“邓国有工铸剑，而师名焉”。而韩国的领土中有哪块与古邓国交集？只能是穰。由此可见，韩名剑“邓师”必定产于穰地，穰地出“邓师”，可反证穰为古邓国之地。而且铸剑业为穰地特色。

    虽史无明载，“穰”属古邓国地却是呼之欲出的。只是对于古邓国国都所在，因有关两地确实没有可靠的直接证据，只能待考。

    再将目光转向楚“新邓县”，即战国时期因北镜遭侵，地域被向南压缩的楚邓县，乃至由此而来的秦汉晋之邓县。由于时代发展，相关史料数量逐渐增多。识别这些时期的邓县治“邓城”方位所需要做的，唯有对比、甄别。断史如断案。

五、“邓城”在哪里？

    秦汉晋之邓县治“邓城”的具体方位，大致有三种说法，即襄樊的西北、北、东北说。著名学者石泉先生在他的《古邓国、邓县考》一文中（见上图），明确地肯定了古邓国都、楚邓县、秦汉邓县治在襄樊西北。其主证为《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居处部二十：“樊城西北有鄾城，即《春秋》所称鄾子之国。光武云“宛最强，鄾次之”，即谓此。鄾城西北行十馀里，邓侯吴离之国，为楚文王所灭，今为邓县。邓城西百馀里有谷城，伯绥之国”。

    仅通过这条史料，几乎可以认定，邓城的位置就是今天的“邓城遗址”。但通过相似史料的对比发现，《太平御览》的记载，存在着一些问题。

《太平御览》的问题所在：宋《太平御览》所引荆州记内容，在唐《艺文类聚》中也有，可分明是能得出两种结论。相关资料出处如下：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居处部三：【盛弘之《荆州记》曰：樊城西北有鄾城，西百馀里，有鼓城，鼓伯绥之国】。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文》卷十四：【《艺文类聚》六十三引盛弘之《荆州记》曰“樊城西北有鄾城，西百馀里有谷城，谷伯绥之国”】。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太平御览》恰恰多出一段：“即《春秋》所称鄾子之国。光武云“宛最强，鄾次之”，即谓此。鄾城西北行十馀里，邓侯吴离之国，为楚文王所灭，今为邓县。邓城”。

    正因为有此疑似衍文，通过《太平御览》便可以明确“邓城”之方位。但通过《艺文类聚》可知，“鄾”在樊城西北，并不提及邓城。即便不对孰是孰非下结论，在指向相同的史料引用中，史料时代愈早，一般可靠性愈高，当用早期史料，此处证明该用唐《艺文类聚》才是，为了更科学全面的分析，更应将所涉及之史料一起提出，详做分析比对。单用一种史料，有失偏颇。

    因此，目前看来，邓城在樊城西北说，仅其主要证据，就需要证明真或伪。所以此说暂时无法成立，或者换种说法，西北说比北及东北说，在力度上要弱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