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 是我心里最甜蜜的忧伤

阿丢份和你

核心提示 | 对于学者梁鸿来说，故乡不仅仅只是一缕乡愁，更牵动着她心里更深的哀痛。
2008年的夏天和冬天，梁鸿回到她的故乡——河南穰县梁庄，五个月的时间里，她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下梁庄留守人群的生存图景，并以《中国在梁庄》为名出版，许许多多的人触摸到中国大地上这个普通村庄的命运。
“但是，这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庄’生命群体的另一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进城农民’还没有被书写。”梁鸿说。
2011年1月和7月初，梁鸿重回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并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走访全国十余个城市，采访340多位在外打工的亲人，了解他们的生活，记录他们的故事。
如此来回为故乡奔走发声，梁鸿在郑州大学文学系读研时的导师、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单占生一点都不意外，“我和梁鸿曾讨论过，中国现在的文学状态不甚理想，很多作者都没有深入‘生活’其中，她是个勤奋的人，为了做这些调研已经准备了很多年。”梁鸿的师妹杨莉也感慨，“能做到这些本身就已经很伟大了。”
近日，勾勒梁庄人在外生存状态的《出梁庄记》正式出版。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也开始浮出历史的水面，光亮叔、梁峰、小柱……他们不再被“农民工”的群体话语淹没，他们的人生开始被看见。
梁鸿，河南邓州人，200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文艺思潮研究。2013年4月27日，梁鸿教授凭借新书《出梁庄记》获得“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5月3日，从广州归来的梁鸿前往郑州参加城市之光书店沙龙活动，匆忙之间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干练的短发与装扮，随手拎起的双肩包，梁鸿仿佛时刻都在为奔走准备着。
我从梁庄得到的
远远超过我能够为它做的
记者：您离开家乡多少年了？如今的梁庄，在您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与位置？
梁鸿：有二十年之久了吧。其实，也从来没有真正远离过，我家人还在梁庄和县城，所以我每年都会回去三四次。
经过这长达五年的不断重返，梁庄更加深刻地嵌入到我的生命。当然，不只是情感，也不只是对我曾经陌生了的亲人的再次熟悉，而是它开拓了我的精神空间，成为我进入社会、思索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切口。梁庄永远是我生命中最甜蜜的忧伤。我从它那里得到的，远远超过我能够为它所做的。
记者：2年时间，10余个城市，340个受访者，对您来说是不是一项浩大而又艰巨的工程？这当中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梁鸿：当然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最大的困难当然首先是行程上的困难，因为这些老乡都居住在城中村或城市的边缘，甚或就是一个异地的村庄，所以，在接头见面时很曲折，反复联系，反复对接，有时花一两个小时还找不到彼此，也发生了很多趣事。但这种困难也恰恰说明他们在城市所处的位置，很有隐喻性。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困难，譬如我想进青岛光亮叔打工的工厂去看看，那就得想办法混进去，有时还被轰出来，其实我还是比较胆小，有点害怕；还有就是思考上的困难，如何能够深刻理解一个人的表情、姿势并且通过很好的文字把它阐释出来，这需要你的思考力、历史观和文字表述能力的结合，等等。
把农民当做“人”
当做城市里的一个“人”
记者：您将梁庄人在城市的生存空间与画面，比作一道道哀伤的风景，比如立交桥下的农民工、推三轮的车夫，他们的一抹笑、一个表情都给你留下深刻印象，而这些似乎都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早已司空见惯了的浮光掠影，您怎么看待“城市风景”中的“农民工”呢？
梁鸿：我恰恰是想破除这一“风景化”的存在。一旦“风景化”，那“风景”中的人物的真实性就被悬置起来了。我们把他们作为某种象征、隐喻，而会忽略他作为个体生命的真实的痛感和鲜活感。譬如，三轮车夫从来不都是“恶民”，交警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之间为什么如此对立，这背后就有制度的建构和城市发展的逻辑问题。如果不把三轮车夫当做城市正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这种驱逐永远不会消失。反过来，如果你包容了他，也许，三轮车夫就不会那么地横冲直撞，他同样会遵守城市的规则。这是一个相互塑造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他们作为“人”、作为“城市”的一分子来对待，那么，他们就不只是“风景”，而是我们生活中的现实了。
记者：很多时候农民在中国的印象里都是两种极端的集合，狡黠与淳朴，耿直与野蛮……他们有“善”也有某种“恶”，您如何理解这种两面性？您作品中提到梁庄的农民在提到自己造假、卖有毒食品，似乎都很津津乐道，也让人有种无奈的诙谐感，这算不算为农民营造出一个“道德真空”的环境，为他们澄清和作解释？
梁鸿：我并不想辩解，农民并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一定也要意识到，农民的这些行为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病症的表现之一。如今，整个社会的道德边界模糊化了，我们很自然地接受了腐败、送礼、人情，我们不敢扶摔倒的老人，我们不尊重老师，反过来，教师也在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整个社会道德都在惊人地下坠。农民道德那么败坏吗？我们这些所谓城里人其实思想也很败坏，在市场买菜，一定买直的黄瓜。我一个堂哥告诉我，他不给莲藕打药，因为莲藕不打药是发乌的，结果没有人买他的，后来他也打药，卖得很好。这些问题不是某个群体本身的问题，一定是社会中的各种人群相互塑造的结果，所以不能把问题个体化，而要问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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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是花洲书院东边的梁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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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沙龙活动中，现场有读者认为您的作品似乎只是在描述，像纪录片一样将一个个家庭故事播放，缺乏根源上的指向性，似乎应该更犀利、更进一步拷问，我注意到旁边有位农民朋友为这种呼吁在一旁痛快拍手叫好。作为学者、作家，您怎么看待这种来自读者、公众要求您“谏言”的期待呢？
    梁鸿：我特别担心自己的作品只成为一种“谏言”的存在。如果《出梁庄记》只有这样的效果，那我想它是失败的。我理解很多读者的想法，他们希望我的作品能成为一个炸弹，能够直接做出判断来对社会进行有力地轰炸。但是，那只是一时的痛快。我更想呈现给大家的是，这些场景，这些生命的细节和这些疼痛背后的复杂性。我想让大家思考这一复杂背后的多向指涉，而不是止于控诉。
    记者：那反过来，您对这本书的读者有什么期待呢？
    梁鸿：我希望读者能够和我一起进入梁庄，进入这一生命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对他们的痛、乐、悲、喜有真正的体验和认知。不管是离开梁庄，还是留在城市，不管是蹬三轮，卖菜，做传销，还是在工厂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不管是发财、失败、干事业，还是反抗、偷窃、卖假货，他们与梁庄、城市、社会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是复杂的，有值得反复思量的地方。背后都有历史的、现实的因素，并非只指向某一制度或某一个人。我希望给读者的是五味杂陈的、矛盾的，甚至是混沌的情感和思考，打破原有的成见，概念不那么清晰了，不那么肯定了，重新澄清自己的情感和认知，这样才有重新思考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人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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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穰县梁庄=邓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