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管县，地级市放权成关键（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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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迷茫个鬼 于 2011-10-28 19:21 编辑

　　在“省管县”的大背景模式下，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省直管县”前一些地级市加快运作“县变区”。有人用“一场权力与利益的博弈”来形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海南方向”与“浙江经验”
　　顾名思义，“省管县”体制是将县里的人事、财政、计划、项目审批等方面由省里直接管理，最终实现省市县的行政管理关系由“省—地级市—县”三级体制到“省—市、县”二级体制的转变。
　　与其他省不同，海南的改制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省域面积小、县级区域少。“我们此次的改革，是将更多的自主权下放给县市。”海南省委秘书长许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海南省第一批向市县下放的177项权力中，民办初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审批下放市、县、自治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城市自来水价格管理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报省价格主管部门备案；投资额在1亿元以下项目由市、县、自治县发展与改革部门实施备案等。
　　这与浙江的改革明显不同在那个GDP排行在全国前5名的省份，改革主要推动力是发达的民营经济。“财政体制上实行省管县，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管理的权限”。这一直是浙江改革中很重要的经验。虽然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浙江还不是完全的省管县，但浙江改革模式依然可以成为多数地区推行省管县改革参考的样本。
　　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间，浙江省先后三次出台政策，扩大经济强县的财政、经济管理和社会事务管理范围。2006年，浙江省开始第四轮强县扩权改革试验，在此次试验中义乌市成为了唯一的试点。改革后原先属于金华市的131项管理权限、472项省级部门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以不同形式下放义乌市。一时间，义乌被喻为“全国权力最大县”。
　　一场权力与利益的博弈
　　2004年6月13日，在河北省召开的全国财政科研系统“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浙江代表曾表示：虽然省管县体制得到坚持，但曾出现过多次相关争论、甚至矛盾“斗争”。
　　“省直管县是一种利益的重新调整，权力的重新分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研究员张斌说。实行省管县在扩大县级经济实力的同时，也会给中心城市的扩张造成负面影响。于是吞县变区，控权不放成为了某些地级市应对的办法。湖北尝试“省管县”改革后，部分地级市开始想方设法将自己所辖的经济强县“吃掉”，变为一个区。比如，黄石“吃掉”下陆，咸宁“吃掉”了咸安。
　　“省管县的改革面临的主要阻碍，就是地级市是否放权的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的汪玉凯教授说：“省管县，将地级市架空，就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
　　2004年，河南省开始了“强县扩权”的尝试。地级市南阳市下的邓州市被列为该省首批5个经济单列试点县(市)之一，从而实现了财政层面的省直管。两年后，邓州市生产总值完成166亿元，同比增长11%；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3.3亿元，同比增长28.6%。然而行政区域的划分，让邓州市仍在南阳市的管辖之下。“一方面要应酬省里，一方面还要应酬南阳市。”邓州市委宣传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省管县”改革引发的忧虑
　　对中国绝大多数省份而言，由于管辖范围较大，一个省内部同样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财政收入如何能够有效地调节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是改革面临的问题之一。在市管县时代，各县的财政收入上缴到中心城市。对于贫困县，中心城市能够通过财政支付转移的方式对贫困县进行扶持。“地级市做到这一点很方便，由省来做就比较复杂。”汪玉凯教授说。
　　2004年，全国财政科研系统“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浙江代表在介绍改革经验时指出：浙江的成功，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浙江省从省会杭州到各市、县(市)的距离较其他省、自治区为近，省级政府的行政权力作用范围相对较大。
　　反观那些管辖区域较大的省份，由一个中心城市管理周边的县，很容易动用社会权力对周边地区的社会矛盾进行治理。而由省管县，基层发生问题，省里如何及时地进行处理，是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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